邓小平领导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路线和思想方法——兼论中国道路的精髓和真谛

邓小平的历史性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伟大的贡献,莫过于领导党和人民在改革开放中创造性地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领导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路线和思想方法突出体现在:把实践作为逻辑起点,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规律作为根本依据,在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与发展基本规律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人民作为主体力量,在实现人民群众利益需求和创造精神有机统一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之不易,必须深刻把握这条道路的精髓和真谛,坚定不移沿着这条道路开拓前进。     

美国生物防御政策与国家安全

生物防御政策是美国政府旨在应对生物威胁、降低生物风险以及为生物事故事先准备、响应及恢复的行动纲要。自21世纪初以来,美国历届总统皆格外注重生物防御政策的制定和完善,从小布什到特朗普,一共颁布了六部相关法案,发布了七份国家战略报告,签发了五项行政命令,通过拨付巨额经费,设置若干专门机构,整合各种资源,加强国际合作等方式,不断提升生物防御和生物安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旨在为美国构筑一道双向度、立体化、全谱系的"生物安全屏障"。究其原因,主要是为了应对恐怖组织不断寻求生物武器给美国带来的威胁,敌对国家不断掌握和研制生物武器产生的持续性压力以及国际社会的相关立法约束乏力。美国生物防御政策对全球生物安全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通过与其他国家、相关国际组织展开交流与对话,为其提供生物安全援助等方式推动该领域的国际合作;另一方面,自身庞大的生物防御项目、巨额的经费投入、本国安全利益"唯上"的思维又使全球生物安全形势面临恶化的风险。     

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与中国策略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来,日益严峻的数据安全风险与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交织叠加,各国围绕数据安全治理规则博弈呈现加剧态势,引发全球数据安全治理问题。各国际行为体虽然已经意识到数据安全治理的重要性,但对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并未形成统一的治理框架。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仅仅由单边、双边和多边框架以及贸易规则拼凑而成,相关治理议题在公民个人、社会、经济以及国家安全等多个层面相继涌现。多领域多维度的数据安全问题难免造成治理主体利益诉求的差异,也导致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出现了规则碎片化、机制效用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与此同时,个别国家的数据霸权主义行为更是使得国际行为体难以凝聚共识,全球数据安全治理步履蹒跚,重视和加强对全球数据安全问题的治理迫在眉睫。中国高度重视数据安全的相关议题,由于中国在数据治理领域起步较晚,仍存在立法不完善、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国际合作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中国需要全面、系统地分析影响数据安全的各种重大风险因素,准确把握全球数据安全趋势,进一步优化中国在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中的策略选择。     

Calling on Jefferson: the ‘custodiary’ as the fourth estate in the Democratic Project

Aimed at reinforcing the democratic values of freedom of speech and increased diversity in civic access to the means of communic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ncept of democracy within a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mediated context. Discussion proceeds with an analysis of orthodox views adopted by Jefferson and the architects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Building on the Jeffersonian tradition, a critique is presented of present-day, non-transparent constraints on the democratic values of freedom of speech, information access and the structural constrains mitigating unfettered public access to critical information and debate on fundamental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s of the day. The proposed ‘custodiary’ model for the new Democratic Project is premi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a constitutional framework which encourages information diversity and freedom of access and expression as a way of bringing back ‘discourse’ into democratic praxis.     

THE PROBABILITY OF PLACEMENT BY THE PUBLIC EMPLOYMENT SERVICE

In a typical year, the 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places over 4 million persons from among 16 million applicants. This investigation of which applicants are most likely to be placed shows that placement occurs in two labor market segments, corresponding roughly to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labor markets described in the economic literature. The equity and efficiency implications o f devoting a substantial percentage o f Employment Service resources t o secondary labor market placements are considered. Several states currently use Employment Service data as a source of local labor market information. An argument is made that these states are misusing this data and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s are offered.     

政商关系:历史与现实

社会现实告诉我们,公共权力与私有资本都必须受到制约。在人类历史上,政商关系先后经历了前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神化、资本主义社会权力道德化和社会主义社会权力客观化三个阶段。其中,资本主义社会私有资本第一次真正实现了有效地制约公共权力,将其关进了私有资本的笼子里。而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依靠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制约公共权力,在此基础上,要用公共权力将私有资本关进科学制度的笼子里。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类型学:基于"控制-嵌入-规范"框架的分析

府际结构、政社关系与行政文化是理解地方政府创新的关键变量,并构成了地方政府创新的"控制-嵌入-规范"框架。基于此框架,区分了三种典型的地方政府创新模式:中央主导型创新、地方回应型创新和地方自发型创新,并对三种地方政府创新的特征、优势及局限等进行了对比。创新类型的差异实则是地方政府创新核心机制和关键变量的区别。分析表明,控制、嵌入和规范机制对地方政府创新的内在逻辑有较强的解释力。而该类型学划分在理论上部分回应了当前有关中国地方治理模式的讨论,在经验上为进一步通过地方政府创新推动地方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参考。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价值——纪念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30周年

30年前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开启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征程。通过30年的不断实践与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形成为比较完整的理论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当代如何焕发马克思主义生命力,具有巨大的理论创新价值;通过30年的不断探索与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形成为比较成熟的道路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对当代后发型国家如何走向现代化,具有巨大的道路引领价值;通过30年的不断改革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形成为比较定型的制度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对如何发挥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和推动力,具有巨大的制度建构价值。     

工人职业健康的理论模式及其重构

工人职业健康问题非常重要,但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性的论著。研究旨在通过梳理国内外已有研究,归纳工人职业健康的理论模式,并提炼出理解工人职业健康问题的内核,进而搭建分析工人职业健康问题的系统框架,以期推动工人职业健康研究的系统化与理论化。研究认为,工人职业健康状况实际上是劳动关系三方主体之间博弈的结果,工人职业健康问题的内核在于对劳动关系三角结构的把握。基于保障工人基本劳动权益的理想,劳动关系形态应是工人、资本与国家三者两两之间均能达成制约与反制约的均衡状态。因此,均衡劳动关系可以成为判断工人职业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     

公共物品供给与国内冲突的复发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不同类型的公共物品供给是国家对国民接受现存政治秩序和纳税的回报。长期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物品供给不妥或不足会导致国民的“怨恨”，破坏统治合法性，从而为反政府武装组织的动员和招募打开机会窗口，激发国内冲突。怨恨不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自动消失。对于普通士兵而言，怨恨是否会平息或化解取决于公共物品供给的变化。无论是原统治集团继续掌权，还是反叛集团取而代之，改善公共物品供给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决定内战是否死灰复燃的关键因素。基于1947-2008年“武装冲突数据库”的“生存分析”支持了本文的基本假设，那就是公共物品供给显著地降低国内冲突复发的风险。经验研究还发现，战后和平建设主要是一个国内政治过程。国际战争、经济相互依存等国际因素会产生局部的显著影响，但作用并不大。国内政治物品的供给，尤其是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对于冲突复发的遏制作用远比其他类型物品强。相对于经济物品，社会福利物品能够产生及时的作用，和平效果明显。此外，族群冲突的复发受制于更多类型的国内公共物品供给，因此较之非族群冲突，实现持久和平的机会更多，相对更容易化解。